（三）文学的特色在它的“艺术的”“暗示的”“永久的”等性质。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又说“修辞立其诚”。如何才能“达”，如何才能“立诚”，便是“艺术”问题了。此地所说“艺术”，即等于“技巧”。文学重在引人同情，托尔斯泰所谓“传染情感于人”；而“自己”表现得愈充分，传染的感情便愈丰厚。“充分”者，要使读者看一件事物，和自己“一样”明晰，“一样”饱满，“一样”有力，“一样”美丽。自己要说什么，便说什么，要怎么说，便怎么说，这也叫做“充分”。要使得作品成为“艺术的”，最要紧的条件便是选择；题材的精粗，方法的曲直，都各有所宜，去取之间，全功系焉。
“暗示”便是旧来所谓“含蓄”，所谓“曲”。袁子才说，“天上只有文曲星而无文直星”，便是说明文贵曲不贵直。从刘半农先生的一篇文里，晓得“Half told story”一个名字，译言“说了一半的故事”。你要问问：还有一半呢？我将代答：在尊脑里！“暗示”是人心自然的要求，无间中外古今。这大概因为人都有“自表”（Self-manifestation）的冲动，若将话说尽了，便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免索然寡味。“法国Mallarme曾说，作诗只可说到七分，其余的三分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不补足，分享创作之乐，才能了解诗的真味。”“分享创作之乐”，也就是满足“自表”的冲动。小泉八云把日本诗歌比作寺钟的一击，“他的好处是在缕缕的幽玄的余韵在听者心中永续的波动”。这是一个极好的比方。中国以“比”“兴”说诗也正是这种意思。这些虽只说的诗，但决不只是诗要如此；凡是文学都要如此的。现在且举两个例来说明。潘岳《悼亡诗》第二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