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一件事便改变了瑞宣的看法。有一天，教员们都在休息室里，山木轻轻的走进来。向大家极客气的鞠了躬，他向教务主任说，他要对学生们训话，请诸位先生也去听一听。他的客气，使大家不好意思不去。学生全到了礼堂，他极严肃的上了讲台。他的眼很明，声音低而极有劲，身子一动也不动的，用中国话说：
“报告给你们的一件事，一件大事。我的儿子山木少尉在河南阵亡的了!这是我最大的，最大的，光荣!中国，日本，是兄弟之邦；日本在中国作战不是要灭中国，而是要救中国。中国人不明白，日本人有见识，有勇气，敢为救中国而牺牲性命。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死在中国，是最光荣的!我告诉你们，为是教你们知道，我的儿子是为你们死了的!我很爱我的儿子，可是我不敢落泪，一个日本人是不应当为英雄的殉职落泪的!”他的声音始终是那么低而有力，每个字都是控制住了的疯狂。他的眼始终是干的，没有一点泪意。他的唇是干的，缩紧的，像两片能开能闭的刀片儿。他的话，除了几个不大妥当的“的”字，差不多是极完美简劲的中国话——他的感情好像被一种什么最大的压力压紧，所以能把疯狂变为理智，而有系统的，有力量的，能用别国的言语说出来。说完，他定目看着下面，好像是极轻视那些人，极厌恶那些人。可是，他又向他们极深，极规矩的，鞠了躬。而后慢慢的走下台来。仰起脸，笑了笑，又看了看大家，他轻轻的，相当快的，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