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自宋代以来，中国文人深受程朱理学影响，而程朱理学最本质的要求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但到了晚明时期，这种近乎腐儒的识见受到了以王阳明学说为代表的新兴思潮的严重冲击。王阳明认为，“只要做到心中没有一丝人欲之私，即能洞见天理，得到天理，即是圣贤”。到了比王阳明更晚的哲学家李贽那里——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把李贽称为自相冲突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心学被他发挥得更为辽远。他公然宣称自汉代以来就被奉为汉民族最高行为规范的四书五经并非万世之至论。他不但自命异端，还大肆宣扬“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因此获罪于朝廷，后来在羁押中趁侍者为他剃头时用剃头刀刎颈横死，时年已七十五岁。以风烛残年而不得不用自杀来作一解脱，李贽给当时和后世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王阳明和李贽的思想对晚明文人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造就了晚明大批文人士大夫气质中那份怀疑和尖刻包融之下的对个性自由的向往，同时又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自恋与夸张。当晚明最具影响力的大文人袁宏道兄弟倡导为文的性灵说时，其实也是对个性自由的倡导。
考诸前代，中国文人向来有君子不群不党的传统。依凭古典规范，一个立志成为君子的人，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纠集党群的，只有搞阴谋的小人才会结党营私。这种观念到了晚明，已经不再为文人们所恪守。恰恰相反，最能体现晚明文人精神气质的就是结社。因此我们对愤怒青年陈子龙的剖析，必须从晚明——同时也是整个古代中国——最大和最具影响的文人团体东林党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