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们这次谈话，可以说是一次略带“前瞻性”的对话，也就是这部书最初的策划。
我为什么用“前瞻性”来说他们这次谈话呢？中国的语言丰富得很，同是一个意思放到不同人的身上，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如果这两位谈话的人，有一个大人物，就可能使用“高瞻远瞩”这个词了，一定会说某某伟人“高瞻远瞩”。而在伟大的历史面前，程贤章和杨钦欢还不是“大人物”。他们的思想虽然很“超前”，站得高，看得远，我们仍然不用“高瞻远瞩”这个词称赞他们，而是用“前瞻性”。否则就有“僭越”之嫌，或者被人指为“用词不当”。
为什么说程贤章和杨钦欢这次谈话具有“前瞻性”呢？事物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程、杨作出这个决策是在2009年初，大概是那年春节前后吧。他们说干就干，工作紧锣密鼓地在进行。一年多功夫，于2010年5月，这部二百多万字的治水史书就出版了。
过了半年，即2010年12月31日，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这个《决定》真是说到全国人民心坎上了，说到策划《中国治水史诗》的程贤章、杨钦欢的心坎上了。这个《决定》一开头就说：“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必须下决心加快水利发展，切实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实现水利资源可持续利用。”说得何等好啊。中央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智慧，又用这种集体的智慧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杨、程两位在思想认识上的“前瞻性”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