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季平认为:“ 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在基本上乃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又从美国的实用主义者那里接受了很深刻的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他在初期,把美国的旧民主思想搬回来,接在他自己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平民思想和爱国思想的根上,成为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者。到后期,随着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受到了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就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和平民思想,并因此中和了一部分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成为一个比较激进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并且相当坚决地站在中国人民大众一边。但他的人民观点仍然表现着两重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方面,有很鲜明的敌我之分;而在根本上则相当地牢固地保持着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思想。因而他的革命观点也有两重性:在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方面,有相当坚定的革命性,而对待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土地问题、资本问题、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前途的道路问题等,则仍保留着差不多全部社会改良思想。”原因在于陶行知先生不仔细看清楚实用主义的“卑鄙目的”,却远隔重洋,把它当作宝贝搬回中国来,种在自己身上,当然就只有一个结果:铸成大错。为什么说陶行知先生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是反马列主义的呢? 问题就在这里。刘季平认为:“陶行知先生应该有两个变化:一个是政治上否定改良主义,变成革命派;一个是哲学上否定实用主义,变成马列主义。陶行知先生的伟大是在争取第一个变化方面表现了很大的进步;陶行知先生的不幸是根本没有想到应该争取第二个变化;因而就不仅在教育上铸成大错,而且使他在政治上的进步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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