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问题”的实质是制度、风俗与人心之辨：善与恶在逻辑上是对立的，为什么在现实中能随意转换？好人作恶，恶人向善，是人性无常还是制度弊端？一个人进入历史有很多途径，萨德选择了反面角色，但一个邪恶的人为什么关心国家福祉，不良风俗如何扭曲了人性？好制度、好风俗是“萨德问题”的可能性答案，但它们从哪里来？18世纪国运危急时，法国人打碎旧制度，重建风俗，19世纪的历史说明他们的方案不是最好的。制度之乱、风俗之乱与人心之乱有隐秘的相关性，又有模糊的相似性，如何避免陷入乱的循环，这个问题比“萨德问题”更棘手。
在思想意义上，“萨德问题”对于现代启蒙解释学也有挑战性。康德的启蒙论是光明的，其中有对现代理性的希望，而现代理性偏好严密的逻辑、情节的统一，康德的形而上学风格满足了这些要求，由此成就了经典的启蒙定义。萨德处在现代理性的暗处，他的叙事触犯了世俗伦理和宗教伦理，也不符合现代理性的要求，所以他在启蒙解释学里是异类。旧制度晚期，像他那样反抗的人不多，但像他那样忍受风俗堕落的不少，他们身处非理性的世界，原始规则大行其道，善与恶没有界线，原因与结果颠倒。无法应对这样的逻辑，理性话语也就不再意味着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