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就换了西娃和小董进去。
等西娃和小董出来后，我又单独进去了一趟，我说：“任老师，我再进来和你道个别，你好好休养，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那时疫情正紧，我怕手上有从外面沾染的细菌，自始至终都没有和任老师握手，也没有拥抱他。我们就那样走了。
整个7月，任老师给我打过七八次电话，少勇当时也在帮任老师整理录入书稿，少勇没空的时候，任老师就打给我，因为他感觉到时间紧迫，就抓住所有治疗和睡觉之外能用的时间，打电话给我们口述他的自传和诗歌。
我们每次通话时长一小时左右，大概是在晚上8点，只要他身体情况允许就打给我，如果到8点半还没打来，那一晚就不通话了。每次通话的一个多小时，我们最多能完成一千来字，有时只有几百字。任老师逐句说，我逐句打字，他会具体说出标点符号，逗号还是句号，他都想好了。在哪里分段，他也想好了。每打完一段，他都会让我给他读一遍，他边听边校对。有时第二天刚通电话，他就先让我修改前一晚录入的几处细节，说明他反复在心里修订确认了每一个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