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以后，一方面由于藩镇割据，社会从繁荣安定陷入分裂动荡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尤其是伴随着南方经济的崛起和发展，城市呈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在这种貌似繁华而实际虚弱的局面下，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大流转。
对社会的急剧变迁感受强烈的文人士大夫们，在经历了迷惘、困惑而又满怀忧患的痛苦历程之后，一部分经世意识浓烈的士大夫在深刻反思封建统治危机的同时，相继在文化领域掀起了元、白新乐府运动，韩、柳古文运动以及啖、赵新经学运动。它们无不以传统儒学经世致用的思想相标榜，交相推引，一个强劲的儒学文化复兴运动出现在中晚唐的思想界。另一部分士大夫，在社会剧变的强烈刺激下，突然感到自信心的崩溃与人生理想的破灭，为了寻求新的心理平衡，他们逃遁、退避于现实世界之外，转而到彼岸世界去寻觅内心世界的安宁与平静，这就是中唐以后风靡士林的狂热礼赞南宗禅的禅悦之风。文人士大夫们在参禅拜佛的同时，发现禅学与孟学的致思趋向极为相似，这就导致一些人开始自觉地把两者沟通起来，“援佛入儒”，“糅道入儒”，成为中唐以来儒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就是排佛最烈的韩门弟子李翱。